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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世民为何选择软弱李治继位?李治有何过人之处

历史趣事 2018-9-5 10:57:36 

  英武的唐太宗亲手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帝国,可是他亲手精心培养的继承人却令他大失所望。昔日追随他打天下的寒士们,也不具备担负起匡扶李唐的力量。随着保守派大臣占据主动,年幼的李治被推向前台。无奈之下,唐太宗改立李治为太子,正可谓“聪明一世,懵懂一时。”

  唐太宗即位不久,立长子李承乾为皇子,时年八岁。为了培养李承乾,唐太宗可谓煞费苦心,不遗余力。李世民首先选择年高望重的李纲为太子少师。李纲的教育内容大体上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为主,师教严肃。“每谈论发言,皆辞色慷慨,有不可夺之志。”当时年幼的承乾未尝“不耸然礼敬。”唐太宗对承乾虚心接受师教,最初是满意的。然而,承乾生于深宫大内之中,长于妇人之手,成人以后缺乏乃父那样弓刀跃马,千里驰骋,接触民间,目睹社会动乱、民生疾苦的阅历,故而目光短浅、识不及远。”及长,好声色,漫游无度,然惧太宗知之,不敢见其迹。每临朝视事,必言忠孝之道,退朝后,便与群小廨下。而且承乾想方设法闭拒宫城的进谏规劝。当唐太宗发现了承乾的某些劣迹后,并没有放弃对他的期望与培养。

  贞观五年六月,太子少师李纲病逝,唐太宗把教育太子的重任委之于左右庶子于志宁、李百药的肩上。李百药针对承乾颇为留心典籍及爱好嬉戏的特点,写了一篇《赞道赋》,以古来储君成败之事来讽谏承乾。唐太宗对此十分赏识,然而李承乾依然故我,于志宁、李百药只好灰心离职。

李世民为何选择软弱李治继位?李治有何过人之处

  唐太宗考虑到李承乾虽有过失,然而仍有可塑的希望,认为只要有名师的指点,总可匡正果实。于是又无色了中书侍郎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。杜正伦曾为秦府文学馆学士,贞观初以不畏触犯逆鳞而闻名朝野,唐太宗起用杜正伦的用意在于“太子生长深宫,百姓艰难,耳目所未涉,能无骄逸乎!卿等不可不极谏。”设身处地为承乾着想的用心可谓良苦。这时,承乾脚上患病,不能朝谒,失去了太宗对他教诫、监督的直接机会。于是群小之辈乘虚而入,引诱这个“好声色”的太子走上了“奢纵日甚”的浪荡歪道。对于杜正伦的规谏,他全不理睬。杜正伦因而采取了从正面诱导的方针,着力弥补承乾“不闻爱贤好善”的缺陷。但是屡次开到都没有奏效,最后只得弹出底牌,想用乃父的私嘱来威慑他,冀其震惧,改过自新。但承乾作表奏闻,太宗难堪,只得迁怒与杜正伦,贬为州官,以示惩罚。经此一波三折之后,唐太宗还未完全失去对承乾的希望,又选定当代宿儒孔颖达为太子右庶子,以匡其失。孔颖达坚守谏职,“每犯颜进谏”,面折承乾。承乾的乳母认为措辞过重,孔颖达不为所胁,反而“谏诤愈切”,并借撰《孝经义疏》之机,“因文见义,愈广规谏之道。”太宗闻讯后,深为嘉纳,赐孔颖达帛百匹、黄金十斤。可是承乾还是无动于衷,唐太宗只得另寻名师。贞观十二年,迁孔颖达为国子祭酒,遂命著名谏臣张玄素为太子右庶子。


  面对太子不肖的现实,唐太宗一直没有放弃李承乾,但他的心情却时而有所动摇。这也难怪,因为皇储的问题历来都是封建皇帝德的政治难题。大约从贞观十年起,唐太宗开始表露过废立太子之意,这给子嗣和大臣们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和行动空间。其中,最有竞争力的当属魏王泰及其僚属。

  李泰长孙皇后的次子,是承乾的胞弟,贞观十年,徙封魏王。李泰幼时聪敏绝伦,稍长善作诗文,成人后爱好经籍、舆地之学,深得太宗欢心,由此得宠。李泰的得宠与承乾的失宠大体上是同时发生、交互消长的。而唐太宗对丽台也是有意心许,并对之偏袒。贞观十年二月,唐太宗“以泰好文学,礼接士大夫,特命于其府别置文学馆,听自引召学士。”李泰手下文人心领神会太宗的默示,便由司马苏帽出面,“劝泰延宾客著书,如古贤王。”于是,李泰奏请撰著《括地志》,物色著作郎晓得眼等四人撰写。由于唐太宗的大力支持,经费充裕、待遇优厚。“士又文学者多与,而贵游子弟更相因籍,门若市然,”这位李泰夺嫡打响了第一炮。

  贞观十四年正月,唐太宗临幸魏王泰宅邸,赦免雍州牧长安县囚徒死刑以下罪犯,免延康里当年租赋,赐泰辅料及同里老人各有差等,这是一种特殊的恩宠。四年前,李泰生母长孙皇后身患重病,承乾建议赦免囚徒以祈求福庆,唐太宗没有照办。此时此刻,唐太宗却为爱子特别开恩。他的这种做法已经逾越了礼制,但他却不以为然。

  唐太宗对魏王的宠爱是很明显的,但他无法在嫡子继承制与自己的心意之间作出割舍。然而,自贞观十年至贞观十六年以来,从唐太宗对魏王泰有意偏袒并着力扶持他的实际行动上来看,唐太宗是有意让魏王泰再合适的机会到来时成为储君的。武德九年六月四日,唐太宗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大哥李建成,在血泊中登上太子之位。两个月后,唐太宗即位。贞观元年,唐太宗依定制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。当时,太宗诸子还小,他也不可能仔细考察每个皇子的德行。然而,随着诸子成人并有了自身的巨大势力后,矛盾冲突随之显现了出来。武德年间的故事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重演。

  自武德六年以来,在李建成的主持下,秦王李世民开始被逐次削夺统兵权。此时,东宫周围也渐渐聚集了一批谋臣猛将,东宫借太子之位开始对秦王府形成弹压之势。当时年轻气盛而性格刚烈的秦王自然不愿看到这种情况,因此常怀戒备之心并伺机反抗。在杨文干事变后,李世民开始认识到,父王始终是坚决挺立建成的,因此他把怨恨之心有太子建成扩大到了父王,这也大概是权力使然吧!后来的玄武门事变是一次十足的政治大冒险,但李世民侥幸成功了。失势的李渊无奈地退位,转由李世民执政。然而,李世民的怨恨之心并没有因此而消除,他依然把流血冲突归咎于父王的有意偏袒,并颇为自负地认为大哥李建成不具备储君应有的德行却枉居其位。诚然,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,只是唐太宗心里始终找不到平衡。即位以后的唐太宗就很少去看望退位的父王,这被很多人看作是“不孝”。可是,极为自尊的唐太宗又怎么肯向父王认错,他又缺乏“掘地见母”的两全条件,因此父子二人的心结久久无法释怀。

  十多年后,唐太宗开始面临当初与父王近似的抉择,立长还是立贤?他似乎开始理解父王当年的心情:依制——只能立长!可是他又不愿意看到才华横溢的魏王受到东宫的压制,因为魏王有他自己年轻时的影子。那么,怎么理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呢?或许这是一个未解之谜。糟糕的事情还在玄武门事变上,自己的这种流血政治会不会成为儿子们效仿的对象?这样,他就更有理由宠爱并呵护魏王,以防止因为怨恨再次发生流血冲突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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