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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木学家、林业教育家牛春山出生。

1904年9月19日

 

       牛春山,树木学家、林业教育家。从事林业教育与林业科学研究50余年,为我国培养了几代林业科技人才。在教育思想方面,一贯主张验证重于讲授,教学结合生产;并总结出“多采集、多解剖、多鉴定”的教学经验。主要著作有《陕西杨树》、《中国森林地理》等。
  牛春山,原名牛富裕,1904年9月19日生,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,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、勤俭朴素、刻苦好学的优良作风。1923—1924年,在山东烟台益文学校学习,半年后转入烟台先志中学。1924年8月—12月在南京青年会补习英文。1925年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(金陵大学附中),1927年考人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,学习成绩优异,偏爱分析化学和树木学两门课程。1931年毕业,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和金陵大学林学士学位。
  大学毕业后,牛春山立志献身教育事业,决心为振兴我国的林业科学培养人才。他先在广州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任技助,后于山东临沂乡村师范和江苏(今安徽)萧县师范当教员。1933年7月间,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在“开发西北”的口号下,立志振兴陕西,广为招贤纳士,欲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的毕业生中,为陕西第一农业职业学校招聘教员。牛春山闻讯,喜出望外,只身投奔陕西,被聘为该校林科教员兼农场主任。从此,他正式登上了林业教育讲坛。1934年起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附设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森林科教员兼主任。1944年任甘肃天水西北公路局专员兼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技正。1945年任兰州西北农业专科学校森林科教授兼主任。1950年起在武功西北农学院林学系(1980年改称西北林学院)任教授至今。1950—1967年任西北农学院林学系系主任,主持系务十余年。结合教学与科研,曾编著《陕西杨树》;编写的另两部书稿《陕西树木志》和《中国森林地理》正在付梓中;目前正从事《中国重要树种特性》的编撰工作。
  在时局混乱的年代里,牛春山恪守“小楼一统”的信条,孜孜不倦,埋头苦学。他坚信“师傅不明,徒弟拙”的道理,认为一个教师倘若自己不学无术,要教好学生是困难的,因此他常称颂他的老师陈嵘,堪称一代宗师,知识渊博,学贯中西,从不懈怠学习,恰如鲁迅说的那样,陈嵘也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。牛春山大有先师治学的遗风。他博览群书,刻苦钻研,处处认真,一丝不苟,即使在百忙中仍抽时间学习拉丁文和其它外文。牛春山视时间为生命,从不虚度光阴,也从不无端空耗别人的时间,工作效率很高。他学而不厌,人们给他冠以贬意的绰号“书呆子”,其实他是追求学问的书迷。1938年,时局骤变,他教的27级(民国27年)学生,大部分投奔延安,之后纷纷给牛春山写信,宣传革命主张。但信件全部被当时武功县国民党特务机构截住。因此牛春山被当成共产党嫌疑犯,要加以逮捕。经教务长齐敬鑫、总务长陈家珍出面再三解释和担保,才得以幸免。
  牛春山说,人的生命有限,而新东西层出不穷,应该活到老,学到老,不能借口年老而不学习。他虽已86岁高龄,每天还给自己规定了几个小时的学习时间。英国R.占德(G0od)著的《显花植物地理》是世界名著,长达57万余言,被他列为精读书目,已读了好几遍,上面划满了各种符号。由于该书汉译本错误不少,并缺好多图表,因此他四处托人买英文原版。牛春山读书特别认真,善于质疑,追本溯源,什么问题都非弄个明白不可。1986年9月,学院领导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,他说:“像我这样大年龄的人,不敢说有什么打算,将来实现不了,不是向组织说了空话吗?我认为我应该坐下来好好读些书。过去教书,写书,支出的多,收入的少,收支不平衡,现在想增加点收入,就是多读书,一方面充实自己,进行知识更新,一方面可以检验我过去写的东西是否正确。”
  牛春山学而不厌,目的是为了更多的输出,教好学生。他说:“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,自己必须具有一桶水。”学生们都有这样的感觉,无论什么时候去向牛春山请教问题,都能得到圆满的解答。凡是没有把握的问题,牛春山宁可暂不作答,也不虚诳学生一语。待学生走后,他寻找答案,弄个水落石出,再去找学生回答。
  牛春山最感兴趣的是和同学探讨业务,最讨厌的是海阔天空的闲聊和搬弄是非。所以他不但授人以知识,而且诲人以道德。他有个习惯,凡是来请教或交谈问题的人都百问不厌,能让你乘兴而来,满意而归。如果在他面前说长道短,搬弄是非,他立即眯缝起眼睛,无精打采,表现不愿意再听下去的厌烦心情。
  在教育思想方面,牛春山一贯主张验证重于讲授,理论联系实际,教学结合生产。他讲授树木学和森林地理两门课程,既重视课堂讲授,又注重实验实习,以培养在品德上和业务上过硬的技术干部为目标。
  树木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,如果从理论到理论,学生不但听起来枯燥,而且不会有多少实际收益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牛春山向学校建议,在秦岭宁陕县建设火地塘教学实验林场,在校内建立标本室和实验室,在学校附近设立林业试验站和树木园(树木园毁于“文化大革命”之中)。这些积极的建议,都被学校采纳并付诸实施。学校的标本室就是他一手搞起来的,从而解决了教学实习实验的种种问题。为了更新知识,补充教材内容,常讲常新,牛春山利用学校放假的机会,亲赴甘肃、宁夏、江苏、广东等省(区)作森林调查、采集标本。仅在陕西他就二上巴山、四登太白,去陕北风沙区亲自作调查研究,收集了大量资料,更新了教学内容。他深深地体会到:一个教师只教书,不搞实际调查研究,书是教不好的。牛春山在调查的同时,有目的地和生产单位联系,了解毕业学生的工作情况,包括政治和业务两个方面,然后用反馈得到的信息改进教学。所以他总结出“多采集、多解剖、多鉴定”的“三多”教学经验,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。
  牛春山讲课生动有趣。如讲授枯燥难讲的树木学时,常用一些形象生动的比喻说明某个树种的生物学特性,寓趣味于知识之中,便于学生记忆。牛春山的不少学生回忆起几十年前老师讲课的生动形象,仍言犹在耳,记忆犹新。
  牛春山勤于实践,深入调查研究,足迹遍布省内外,风餐露宿,历尽艰辛,恰如他的一首诗所写的:“一生足迹遍秦岭,多次采集南山中,爬山越岭钻丛林,山人皆呼太白通。”
  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,其举止言行,无不给学生以影响。牛春山给学生的印象是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,凡要求学生说到做到的,他首先说到做到,一丝不苟。学生们说:“不知是什么缘故,牛老师特别令人尊敬,细究起来,恐怕还是他能说到做到,言行一致,他要求学生背诵树木的学名,谁也别想蒙混过去,因为他首先能把所教的树木学名背得烂熟。”
  牛春山的工作和生活很有规律,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受到影响的。他从家到图书馆到办公室路线是固定的,即使茶余饭后散步,路线也是固定的。由于他经常踩踏,一条固定的小道形成了。师生们风趣地称这条小路为“春山路”。有的学生用牛春山走路的时间来对表,说牛老师每天经过某处时是几点几分,一对,不差上下,可见他的生活象钟表一样的有规律。几十年来,不管是寒冬酷暑,还是急风暴雨,他都提前十分钟到达办公室,打扫庭院,等其他人上班来时,他已端坐在位,专心工作了。
  牛春山和学生上山采集标本,总是身先士卒,置个人安危于不顾。1950年,牛春山和学生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组织的秦岭森林调查时,沿路有国民党军队南逃时埋设的地雷,经常有人不慎被炸死。牛春山带领十几个人,毅然前往。为了尽量避免伤亡,牛春山当时规定了两条:一是把距离拉大,即使不慎踩上雷,伤亡也小;二是他走在最前面,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,让后边的人踩着他的脚印走,就这样慢慢地摸到了山顶,无一人伤亡,顺利地完成了采集任务。
  在探讨学术思想中,牛春山说:“我一贯主张走自己的路。可以借鉴国外,但必须立足国内,特别注意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。科学研究要创新,既要创新,又要遵守自然规律;既要攀登科学高峰,又要不畏艰难险阻,这既需要有比较广泛的科学基础,又要有一定的专攻方向,没有广泛基础,专业难以长进,这就是由综合到专业。”牛春山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。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,终于成为我国树木学界的著名专家。
  凡事预则立,不预则废。牛春山在开始工作时,就基本确立了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,所以他一直围绕主攻方向博览群书、收集材料。他说:“搞科学研究要‘未雨绸缪’,不能‘临渴掘井’。正如鲁迅说的‘仓促没有话说,怪你平时不想’。所以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趁早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,有了研究方向就知道搜集什么资料,钻研业务也就有了明确的目标,这样可以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。”牛春山给自己确定的研究方向是编写《中国森林地理》。森林地理是林业科学中集理论性、综合性于一身的一门学科,它涉及树木学、森林学、森林经营学、植物生态学、植物地理学、历史植物地理学和地质学、气候学、土壤学、地貌学等多种学科,这也是人们少有问津的原因。牛春山方向既定,就坚定不移地要攻下这个难关。1956—1961年,他对自己编写的《树木学讲义》教材不断补充更新,增加了森林地理的内容。当时提倡开选修课,牛春山身为系主任,带头开了“森林地理学”课。历时30多年,《中国森林地理》终于脱稿。由此可以看出他始终围绕森林地理阅读、积累,以至成书。
  为了完成这部理论专著,牛春山废寝忘食,除广泛阅读有关学科的书籍外,还将1986年以前国内外有关期刊一一翻阅,作了5309张文摘卡片,其中树木分类2620张,森林地理1368张,还有果树、野生植物资源、古树档案等。牛春山珍惜地把它们装在80个卡片盒子里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这些卡片被视为黑材料。他被揪斗游街时,人们就把卡片用铁丝串起来挂在他的脖子上。游罢街,牛春山顾不得休息喘气,便急忙四处寻找丢失的卡片,然后把它们重新珍藏起来。
  牛春山最忌者是理论脱离实际。他每从事一件工作,都要考察它的实际应用价值。他写的《太白山森林调查报告》、《陕西树木志简易本》和《陕西杨树》都是密切结合实际的内容,对陕西的营林生产起了很大促进作用。
  《太白山森林调查报告》发表于1938年。当时,科学研究尚未开展,秦岭、太白山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。牛春山用40多天时间,穿林越涧,弄清了太白山植物的垂直分布带,给陕西林业的教学、生产、科研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
  《陕西树木志简易本》,实际就是从《树木志》中抽出的一个较详细的“检索表”。1950年,西北农林部在组织秦岭北坡森林调查的时候,急需这本资料来解决树木鉴定问题,因而将该书复印。牛春山把其中主要的别名特征等删去,仅列检索表和分布两项。它的实用价值和历史作用是很大的。
  《陕西杨树》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后写成的。当时国内学术思想混乱。在国外,杨树分类尚属老大难问题,因为搞植物分类的人不搞栽培或杂交育种,搞杨树生产的人又多不搞分类。更因杂交关系,树木名称混乱,形态虽然极相似,但有区别,鉴定极为困难。此时适逢我国大量引进外国杂种杨树,你叫你的名,我叫我的名,谁对谁错,莫衷一是,因而造成生产中的一大难题。为了理清头绪,正本清源,牛春山主持编写了《陕西杨树》,解决了杨树分类一大难题。象这样系统全面的杂种杨树分类的书籍,在美、苏、英等先进国家还不曾见到。
  《中国森林地理》的成书过程,更体现了牛春山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思想。为使这本书更有价值,他考虑到实际中的方方面面:(1)采取什么方式,才能对林业生产起到理论指导作用。所以,在编写过程中,除加强理论和实际叙述外,还在每区特写一节“营林方向”,一方面贯彻中央有关林业的政策法规,一方面联系地区实际贯彻理论指导生产的方针。(2)教学科研亟需的东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。如教学上特别是培养研究生没有教材;搞科学研究,苦于找不到资料;林业生产上对树木特性认识不足等。为此,牛春山对其所用的参考文献按地区(共分7区10亚区)按年代列出,查找极为方便;为了营林生产的需要,除介绍64种树木特性外,还在内容方面力求找出规律性的东西,提出存在的问题和各家的看法以及他个人的观点和如何解决等,使读者便于鉴别和分析。(3)读者的需要和方便。牛春山在书中引用的资料较多,如树木学名就有6020个,涉及的范围很广。为使教师备课或搞科研查找资料节省时间,在编写过程中遇到疑难或生僻名词,总是尽可能加“编者注”以解释清楚。
  几十年的教书生涯,使牛春山养成了严谨治学的好作风。做学问,他一贯主张实事求是,有一说一,有二说二,不能添油加醋,无知妄说,还要善于质疑,敢于提出不同看法,从不人云亦云。
  他在主编《陕西杨树》一书时,为了弄清15A杨树的来龙去脉,携同有关人员,到全国许多地方实地考察,广泛搜集资料,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,但还是没有弄清楚。当时有人主张下结论,说反正别人也搞不清,我们说了别人就会依从。牛春山不同意这种说法,他说:“搞不清就搞不清,我们可以把问题提出来,供别人研究时参考,我们决不能无知妄说,让人贻笑。”后来有人发表论文,在根据很不充足的情况下,给15A杨树断然下了定义。有的同志就埋怨牛春山太谨慎,没有捷足先登。牛春山说:“不管别人怎么说,我们应该持之有故,言之成理。在科学上,千万不可虚逛一语。”
  牛春山治学严谨还表现在坚持真理的坚定态度上,他不唯上,不唯名,谁说的正确就依从谁。《中国森林地理》一书中关于东北的分区,全国几位名家和一位日本专家各抒己见,颇有分歧。牛春山经过推敲分析,结果大胆采用了东北林学院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姓赵的青年人的意见。这位青年人和几位名家意见不同,用自己实际勘察植物的分布状况划了线。牛春山认为这位青年人的意见正确,符合自然规律,和自己的看法一致,所以就采用了。
  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,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,这几句诗可作为牛春山形象的写照。眼下,他不顾年高体弱,正争分夺秒地整理长期收集的资料,努力完成他的另一部专著《中国重要树种特性》,为中国林业科学的进步继续做出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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